老红军李中权：满门革命举家长征，把自己的所有都献给了党

人物简介：李中权，1915年出生，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、中共天全县委书记、独立第2师政治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军政治委员、华北军区空军参谋长、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、南京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、南京军区空军第二政治委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、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《新五代史·王彦章传》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：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文章指人生前建立了功绩，死后可以传名于后世。

对于举家长征的李中权来说，他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党和祖国，甚至在他百年之后，墓碑上仍然刻着“我望着山上的烽火台，若硝烟升起，我将从这里出发，再次奔赴战场。”于是，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位从长征中走来的老红军的名字——李中权。

生死离别长征路

“一生革命，双全智勇，三过草地，四次负伤，五亲牺牲，六任政委，七五党龄，八方敬重，九死一生，卓著功勋，文武奇才，辉煌征程。”几年前，国内一位学者在读了《李中权征程记》一书后，欣然提笔，高度概括了李中权辉煌传奇的一生。

1915年，李中权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碑牌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家里祖祖辈辈都以务农为生。尽管家境贫寒，父母依然坚持把李中权送入达县第五高小读书。自幼懂事的李中权刻苦学习，两年后，以全县第一的成绩，顺利考入达县中学。

在学校里，李中权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，也接触了新思想。读高小时，以老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张爱萍，给他看了列宁的《论两个策略》和《唯物史观》等，对他进行最早的革命启蒙。

此后，李中权加入了共青团、“反帝拥苏大同盟”，组织学生运动……后被调到蒲家场任达县红军游击队队长、大队政治协理员，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。

1932年12月，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，一举创建了川陕苏区。在革命形势感召下，李中权全家都参加了革命。大哥李中泮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，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带路，五妹李中珍带领妇女队抢救伤员。在红军主力撤离时，李中权一家9口参加了长征。

1933年年末，父亲李惠荣跟随红军离开家乡后，来到四川通江县肖口梁。他在砍柴时，遇到敌人追击红军通信员。李惠荣为了掩护红军通信员，把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，把敌人引向自己。在与敌人搏斗中，李惠荣身负重伤，光荣牺牲了。

1934年3月，时任红三十三军独立团政委的大哥李中泮，在张国焘“左倾”路线下，被错杀于平昌县元山场，年仅27岁（红军到达延安后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，李中泮得到平反昭雪，被列入红四方面军牺牲的团级干部名单中，追认为革命烈士）。

李中权的二哥李中池也在理番的一次战斗中牺牲，五妹李中珍在过草地时不幸遇难，伴随着她牺牲的，还有她的丈夫石映昌。

开始长征那年，李中权的母亲王理诗已53岁了，她拽着幼小的李中柏、李中衡、李中秋，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根据地群众中，从川东走到川西，两条腿肿胀得像个紫萝卜，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。即便如此，她仍旧过四江（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和岷江）、翻雪山，在15个月里，和同志们走过了2万里的路程。

李中权在长征途中三次遇到母亲。第一次是1934年4月，母子两人都知道父亲逝世的消息，却相互隐瞒，最后还是母亲告诉了李中权。第二次是1936年2月，在西康省宝兴城，李中权正准备二过草地。那天黄昏，他再次遇到了带着三个小孩赶路的母亲。李中权没有告诉母亲二哥李中池、五妹李中珍夫妇的死讯。最后一次是1936年3月，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。时任师政委的他，遇到了母亲带着幼小的弟妹。李中权留下战马、一块大洋、一口袋干粮，忍痛和亲人告别。

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，李中权的母亲和弟妹翻过了雪山。1936年7月7日那天，在四川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，母亲再也走不动了，她告诉孩子们说，跟红军走！幼小的李中衡、李中秋兄妹掩埋了老人，扶着老人留下的拐杖，一直走到陕北。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。

后来，李中权被组织上安排在红军大学（后称抗日军政大学）学习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李中权先后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历次反“扫荡”、对日寇战略反攻等战役战斗，他身先士卒、身负重任、九死一生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李中权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政委、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政委等职，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渡江作战、衡宝战役……他率部作战无数、功勋卓著。

坚定信念紧跟党

1951年秋，李中权调任空三军政委，此后在空军工作了30多年。

在空三军工作期间，朝鲜战场空战正酣，李中权奔赴战场实地见习指挥空军作战。

李中权任华北空军参谋长和北空副司令员时，负责首都防空和国庆阅兵空中梯队组织指挥等工作，作为一名陆军部队出身的高级干部，他坚持按照空军建设原则和规律出发，组织部队训练和各种演习演练。

1958年，李中权主持空军受阅工作。由于国庆当日天气变坏，机群不能通过天安门上空，上级决定次日上午10时受阅机群通过颐和园上空。空军司令员的苏联顾问要求受阅机群在通过颐和园上空时，做些事先没有做过的特技动作。李中权本着“不打无备之仗”的原则，坚决顶住苏联顾问的不正确意见，按原计划组织一百多架受阅飞机通过颐和园上空，得到了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的支持与肯定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李中权受迫害被隔离审查长达8年，但他始终坚持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。

1975年，李中权恢复名誉和职务，先后任南空第一副司令员、第二政委。这期间，他大抓拨乱反正、干部培养、战备训练和基层建设，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巩固和提高。
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1983年，李中权离休后，坚持学习，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，并出版了《李中权征程记》《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》和《李中权论文篇暨纪事文集》等作品。他还经常到工厂企业、基层连队和大中小学等去宣讲红军精神，激励年轻一代奋发图强。他说：“只要有一分力，我都要为党的事业作贡献。”

1990年，当他看到军内外报纸刊载的文章，对“二万五千里”的含义发生误解时，立即给相关报纸编辑部写信，指出：自己在抗大学习时曾听毛泽东说，二万五千里是指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，以每天行程平均70里计数，长征里程的计算包含时间和距离两个主要因素，并非仅仅指地图上所标示的红军行程。他的建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，从而使广大读者真正了解长征的历史行程计算原理。

在党的关怀培养下，李中权从一名红军战士、抗日勇士，一步步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。每当谈及过去，他总是动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许多战友没看到革命的胜利就牺牲了，跟他们比，我为党做点事情算不了什么。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。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的心就永远向着党。”

夕阳丹心情意浓

李中权老伴在《老伴的离休生活》中写道：离休后的李中权的党性观念并没有离休，而是像一只不知疲劳的蜜蜂，不停地奉献余热。

2011年“七一”前夕，李中权致信空军党委：“作为有着80年党龄的老党员，我知道我已经没有体力和精力继续为党工作，为空军做贡献了。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，作为个人我已经做好了应有的准备。但对党的深情，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变，而是更深更厚更让我魂牵梦绕。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，我的生活组织上照顾得很好。从内心深处讲，我把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都记在了党的身上。我现在还剩下20万元存款，我把这点钱委托空军党委代我作为党费交给我亲爱的党，权当我献给党的生日的一点心意。我永远热爱党，党就是我的母亲。”

在建党90周年之际，作为一名老党员，他为挚爱和追随了一生的党献上了一份宝贵而特殊的贺礼——将自己多年积蓄的20万元存款以特殊党费的方式献给党，以表达对党的热爱和忠诚。

对党绝对信仰，对人民无限热爱是李中权一生的写照。

2013年4月20日上午，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与天全县交界处发生了7.0级强烈地震。闻此消息的李中权心急如焚，第一时间嘱咐秘书给灾区地方政府打电话详细询问受灾情况。了解灾情后，他从个人积蓄中拿出10万元捐给地震灾区。

李中权还亲自执笔为灾区人民写下了饱含深情的慰问信：“我今年99岁了，但我还清楚地记得红军于1935年11月，先后攻占了宝兴、天全、芦山等县。1935年11月，我从红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调任天全县委书记……时光已经过去78年了……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天全，乡亲们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……现在那里地震了，我如何不更加牵挂、万分担心呢？”

长期担任李中权秘书的王钢透露，李中权还曾多次资助家乡达县修路、兴学，累计捐款16万余元。他始终以党、国家、军队建设和人民幸福安康为念，把一生省吃俭用的积蓄基本全都奉献了出来。

“劳动创造新世界，你也流汗，我也流汗；中国梦圆人人盼，重在实干，成在实干。”这是李中权曾经在本报发表的《劳动谣》中的诗句。“实干”，既是李中权一生的追求，更是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