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色家风故事 | 王淦昌

    提起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几个名字：邓稼先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孙家栋……但是有这样一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为了保守国家机密，他的名字被隐藏了十几年，他甚至为了国家任务，放弃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机会。直到今天，依然有许多人对他的名字很陌生，他就是王淦昌。他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、氢弹等核武器的试验，也曾被授予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称号。

    1907年，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（现为常熟市）丰塘湾的一个中医家庭。在他的印象中，他的童年记忆是灰色的。4岁时，父亲去世，13岁那年，母亲也撒手人寰，父母双亡，孤苦伶仃的他，只能和自己的外婆相依为命，靠着放羊维持生计，补贴生活。但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依然没有放弃学习。1930年，从清华大学毕业后，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官办留学生，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，那一年，他只有23岁。在德国柏林大学，王淦昌师从物理学家迈特纳女士。迈特纳是世界核物理学的先驱，被爱因斯坦称为才华比肩居里夫人的女科学家。迈特纳是个工作起来“不要命”的人，但她渐渐发现，她这个中国学生比她更加“不要命”。王淦昌常常因为实验忘了时间而被锁在研究所的大门里，但在这样一个勤奋的小伙子身上，迈特纳竟然犯了一个固执的错误。一天，王淦昌听完一个学术报告会后，灵感突然闪现。他对报告中涉及的物理现象和结论提出了质疑，同时又想到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法。欣喜万分的王淦昌两次向导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，可都遭到了迈特纳的拒绝。然而，就在1931年，英国人查德威克却采用了与王淦昌类似的实验方法发现了中子，并由此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虽然错过了诺贝尔奖，但是王淦昌并没有气馁，而是继续前行，还把学生时代的这个教训，时时记在心里。这个遗憾也成为他之后教书育人、科学研究的一面镜子。1934年，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，27岁的王淦昌毅然选择回国。这让当时他的同事很不理解，“科学没有国界，中国那么落后，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实验条件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？”王淦昌坚定地回答道：“正如巴斯德所说，科学虽然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，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，正需要我回去！”就这样，王淦昌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，返回了祖国。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，不仅潜心教育和科研事业，而且心系祖国命运。

    作为一名教授，那时的王淦昌有着较高的工资收入。可是令学生们惊讶的是，王淦昌却常常吃不饱饭，甚至下课后还要去放羊赚钱。直到后来，大家才得知了真相。那时候的中国，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。为了支援抗战，王淦昌捐献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甚至把妻子的陪嫁首饰也捐了出去。当时，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全面爆发。为躲避战乱，浙江大学不断搬迁。王淦昌也只能跟随着学校一路西迁。在颠沛流离的西迁途中，没有合适的实验器材，没有固定的实验场所，甚至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。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王淦昌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科研事业，向着物理世界不懈探索。

    1929年，国际物理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中微子存在假说。但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并没有人能够用物理实验来证明这一假说。在流亡路上的王淦昌，趁着敌机轰炸的间隙，刻苦研读国际物理界的学术论文。他依据自己的判断，提出了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法。然而，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下，王淦昌没有办法亲自做实验，所以就只好把自己的建议和方法整理成论文发表。1942年1月，美国《物理评论》杂志刊登了这篇论文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。美国科学家阿伦按照王淦昌的建议做了中微子验证的测量。这个方法也因此被称为“王-阿伦方法”。王淦昌提出的实验方法确立了中微子存在的基础。1953年，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在一座核反应堆中，第一次捕捉到了中微子，更因此在42年后的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。在很多国际物理学家的眼里，作为“王-阿伦方法”的首创者，王淦昌完全有资格分享这个世界大奖。但是他的想法却和别人不同，“我非常高兴，荣誉就应该归于最后从实验上去测到中微子的人”这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。不过，王淦昌的豁达一方面出于对科学的尊重和执着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的心中，有一个比诺贝尔奖更伟大的目标。

    1950年，王淦昌受钱三强力邀，从浙江大学物理系调到了这里，专心从事宇宙线的研究。1955年，48岁的王淦昌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成为院士的第二年，王淦昌的科研工作突然发生了变动。1956年，王淦昌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，与12个国家的原子核专家聚集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加速器前。他们共同承担了一项科研任务。来自中国的王淦昌是这个联合科研团队的领队专家，他带领各国物理学家展开了寻找新的高能粒子的艰巨任务。当时王淦昌已经年过半百，但他为了早日寻找到那些神秘的粒子，每天在实验室仔细地搜索记录反西格玛负超子事例的照片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在他的带领下，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，使人类对于微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1959年，这一消息一经公布，就迅速轰动了国际学术界。一时间，王淦昌收到了来自全球100多个研究所的贺电，受到了各国物理学家的推崇。那时，还有很多人预测，王淦昌带领团队取得的这一成就，一定能够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收入囊中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备受国际物理学界关注和期待的王淦昌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……

    1959年6月，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协定。第二年，又撤走了在华工作的所有科学家。此时，在杜布纳研究所工作的王淦昌也接到了回国的密电：“停止手中的工作，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。”于是王淦昌毅然放下了手中熟悉的研究工作，回到了祖国。1961年4月，在北京的一间部长办公室里，王淦昌被告知，一旦接受这项新的任务，就必须放弃所有名誉和地位，断绝一切海外联系，并且要做好隐姓埋名一辈子的准备。此时，王淦昌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功成名就，关于高能粒子的研究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。突然之间让他放弃这一切，去重新开辟一个未知的领域，对于一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来说，这是一次重大的抉择。但他只是稍微沉思了片刻，就铿锵有力地回答：“我愿以身许国！”

就在第二天，王淦昌正式受命主管中国核武器的试验研究工作。从那以后，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化名“王京”。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……甚至连他的妻子和儿女，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在做什么，只能通过写信来保持仅有的联系。当他的孩子问妈妈：“爸爸去哪里了？”他的妻子只能苦笑着回答：“爸爸在信箱里。”中国原子弹试验基地位于渺无人烟的青海草原。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，中国的原子弹试验会是在如此荒凉的地方，从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始的。50多岁的王淦昌是试验基地里年纪最大的科学家，但他扛住了高原和沙漠的艰苦，每次试验都亲力亲为，常常不顾疲倦工作到深夜，经常是1个馒头1杯水，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。他还会亲自到炸药浇铸工号去和工人聊天，为工人鼓劲，只为了让工作进度更快。工人们看到已经两鬓斑白的王淦昌依然那么努力地工作，也有了干劲。为了完成目标，他们自觉地加班加点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后来工人们都开玩笑叫他“王老头”，王淦昌听到了反而十分高兴，“非常好，这说明我和工人打成一片了。” 1961年到1963年，王淦昌领导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药爆轰试验，每一个核心部件都经历了最严格的检测。

    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这个来自东方的巨响，震惊了整个世界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这朵蘑菇云的背后，有一位隐姓埋名的老人。此后王淦昌又秘密参与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。1967年6月17日，中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！要知道从原子弹到氢弹，苏联用了4年，英国用了4年7个月，美国用了7年4个月，而中国，仅仅用了2年8个月！面对发达国家的核封锁，国家又提出了快速完成地下核试验的战略任务。1969年，王淦昌又毅然投身于早期的地下核试验工作，参与了3次地下核爆试验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“两弹”研制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。

    1978年，王淦昌终于告别了“王京”的身份，回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。从大漠归来，他已经年过古稀，白发苍苍。在销声匿迹17年之后，王淦昌教授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。也是这个时候，人们才发现，核武器研究基地的那个“王京”研究员，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淦昌。再次走进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，王淦昌迎来了科研生涯的又一个春天。有一次王淦昌问自己从事蜜蜂研究的女婿，研究的蜜蜂有没有用，为什么全国只有他一个人在研究？他的女婿就跟他说：“有用，但用处不多，就像您研究的原子弹那样。”也许就是这次谈话让王淦昌受到了启发。在生命的最后20年，他最关注的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，把原子能转化成为人类创造幸福的强大能源。1979年，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发生了核电史上的第一次事故。全世界都淹没在恐核的声音中，就在那个时候，72岁的王淦昌以一个科学家的远见，提出了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思路，而且还特别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，引进设备为辅。

    1986年3月，王淦昌与王大珩、陈芳允、杨嘉墀联名向中央提出了《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》。“国家863计划”由此诞生，为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。1999年9月18日，国家公开表彰了23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王淦昌终于得到了这份应有的荣誉，他的名字也终于被公开。可惜这时的王淦昌已经不能亲自登台领受这份无上的荣誉了……因为他早在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，因病在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如今，王淦昌教授的铜像还静静地伫立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花园里。他的目光炯炯，眼神深邃，他在关注着后人，沿着他所开创的这条科学道路，不断取得更多的成功。